关于中国武术真实战斗力的知识普及

发布时间:2015/3/14 9:50:15  浏览次数:3628

中国只是武侠片大国，非武术大国        有人说，有人类文明就有狩猎、战争、搏击、表演，这些都与武术有密切关系，中国是著名的文明古国，中国武术肯定源远流长。事实上，中国的武术在汉代就已经终结。中国先秦是一个“侠以武犯禁”的时代，从韩非子《五蠹》中可见一斑。迄至汉代，社会上仍有一个身份明显的“游侠”群体存在。但随着集权制度的形成，到汉以后，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武士集团、游侠群体就被完全剪除，销声匿迹了。武士阶层消失后，中国武术缺乏体制性的格斗比赛的支持，日益向套路表演的方向发展，既有单人套路，又有对练套路。套路表演不以实战为目的，而以健身、娱乐为目的，逐渐与舞蹈、戏剧融合。       中国的武士、游侠阶层在现实中消失了，但在文艺作品中却获得了新生，并日益“壮大”起来。中国武侠文艺第一个高峰出现在唐代。唐诗中就多有以“侠”、“剑”入诗之作，唐传奇中的武侠文化尤为精湛。明清时期武侠小说真正形成并兴盛起来，中国武术绝技也被越抬越高，越吹越神。民国后，随着报刊杂志、出版业的兴起，武侠小说也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。        在民国时代，武术一度被称之为国术。1909年，陈其美、宋教仁等即委托陈公哲组织“精武体操会”，训练人才，此为后来闻名的“精武会”的前身。1928年3月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不到一年，就在南京西华门头条巷6号设立了中央国术馆，此后将它发展成一套从中央到县级的武术推广体系。国术馆的宗旨是培养师资、推广武术、审编教材。当年10月，国术馆举办了第一场全国武术国考。以打倒对方为胜，规则较为开放。        但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，社会动荡，民不聊生，经济萧条，国民政府内忧外患，没有闲暇顾及武术的发展，武术就只能自谋出路了。40 年代初，中央国术馆由南京迁出，经长沙、桂林、昆明，1940 年迁到重庆的北碚，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又迁到重庆市区，四处迁移，居无定所。而各地武术馆由于经费无着，人心浮动，相继停办，个别的如山东国术馆被改为武术队，参加抗战，只有山西一隅的国术馆得以硕果仅存。        国民党对武术的态度，与对中医的态度颇为相似，一开始当作国粹大力弘扬极力推广，后来理性逐渐占据上风，遂逐渐让其退出官方体制，回归民间生存。武术在台湾，传统的国术实战比赛也是逐渐被现代搏击术的散手（即散打）替代。        而内地武术在“文革”中就死了，文革后我们恢复武术的办法竟是从京剧中打捞，没有职业化运动，门派林立，从不切磋，都觉得“输不起”——何来高手？中外武术早有交手记录，不过结果一塌糊涂（拓展阅读http://view.news.qq.com/zt/2009/taiquan/index.htm ）此段摘自http://news.qq.com/a/20080718/001385.htm         内地武术因为赶上“文革”，格斗技术不能与国外充分交流，加上又弄出了似是而非牛头不对马嘴的竞技套路，使我们中国武术在实战的道路上越来越南辕北辙。传统的国人以献技为耻，所以基本上不参加任何比赛，慢慢导致实战能力的蜕化。中国武术就一直处在神秘哲学跟强身健体的防卫技术范畴内，失掉了培养优秀拳手的机会…   高手在民间纯属自我催眠 武侠宗师对决只能借助文字想象才能迷惑人，实战影像被认为“还不如两个妇人打斗”        1953年，吴式太极宗师吴鉴泉的长子吴公仪（鉴泉太极拳社社长）与白鹤派拳师陈克夫的一场生死比武，在港澳官民和新闻界引起震动。比武原因是吴公仪号称“南北无敌手”，陈克夫遂发起挑战，各大报纸还为此引发了激烈的口水战。到底如何定输赢，在各方面的挑唆怂恿下，双方签下生死状，决定由实战来“话事”。但香港法律严禁决斗，双方最后移师澳门，并向总督保证决不搞出人命，终获批准。        若只看作家与记者当时的描述，读者脑海中所显现的比武场景必定像经典功夫片一样精彩绝伦，—“兔起鹘落”、“快如闪电”、“腿起生风”是当时文字 描述中常用的词。很不幸，这场比武留下了影像，并且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武术留下的最早实战影像。这个影像被挖掘出来后，无论是那些把武侠影视中的打斗当武术的观众， 还是对世界搏击运动已颇为熟悉的人，都发出了一面倒的耻笑。“还不如两个妇人打斗”，“这是高手在较量吗，连小孩玩闹都不如”…… 这种刻薄的评论是看过这个比赛影像的人最常见的评价，“惨不忍睹”已算是非常公正的点评。。